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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主要论证上述的第一种倾向下的第二个立场，那也是我一直以来所秉持道德哲学立场。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市场经济而言，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必须是而且只能是我所秉持的，由哈耶克终生为之辩护的这一道德哲学立场。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不仅在非西方社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曾经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韦伯所论述的天主教道德规范对借贷活动的压抑)。尼采式的道德虚无主义同样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正如尼采本人所论，道德虚无主义必然的前途只有两个：毁灭，或者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价。后现代派的批判家们例如福柯(M. Foucault)和德里达(J.Derrrida)正是沿着尼采“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的哲学走到对一切人类价值持否定态度的境界中去的(因为一旦价值成为“价值”，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制度igb压抑性”)。那么边沁式的“明智的效用主义”道德哲学是否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呢?否!根本的理由在于，当经济发展越过了’初期的“温饱阶段”之后，人们的效用函数马上会发生日益增大的分歧。人们不会满足于简单地在“吃”，“穿”，“任”，“行”这类货品之间选择并且达到效用最大。中国的孔夫子和西方的亚里让多德(Aristotle)都有过“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观点。且不说人们在伦理实践方面会出现的巨大差异，仅仅从行为学派的观点看，例如当马斯洛(Maslow)所论的“自我价值实现”(self actualization)这类行为动机在效用函数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后；人们追求自我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就会呈现严重的“外部效果”(例如宗教团体在电影院门口示威反对放映有辱“上帝”尊严的影片；例如在公共场所焚烧国旗；又例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争论)。换句话说，当经济发展越过了初级阶段以后，社会成员必须面对各种不同的基本价值以及价值选择问题，必须在各自的价值选择之间达成某种方式的谅解和兼容。效用主义之所以无力解决现代性问题及相应的道德危机，是因为效用主义的“善”是以给定价值为其“效用最大化”的前提的。效用主义道德哲学的对立面，后现代流派之一的“社群主义”，以其日益增大的影响力说明了效用主义哲学的贫困。社群主义者们之所以反对市场经济原则，因为他们相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不可能达成谅解和兼容⑤，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哈耶克所主张的，并且汇合了后期的布坎南思想的道德哲学立场，我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见解称之为关于“演进道德”(evo’lutionarymorality)的哲学⑥。演进道德所强调的是道德的“演进性”(evolutionality)，正是由于承认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相信存在着使这种紧张关系得以解决或转型的社会生存机制(上述第一种倾向下的第二个道德哲学立场)，才可能看到那个内在于社会道德传统的，促使道德传统不断演变的动力。
二、“均衡“的涵义
在东方和西方各主要思想传统的道德论说(moral discourse)中，占着主流位置的论说(例如苏格拉底[Socrates]，吠陀学派[Vedas]，和孔夫子)均强调“从知(to know)到行(to practice)”的关系⑦。这一思维范式在西方传统中尤具强大影响。笛卡儿(R．Descartes)从追问知识的“确定性”(evidence)开始，经过哲学沉思，认定了上帝的存在性，从而找到了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康德从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出发，导出“实践理性”。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曾经占据主流的休模道德哲学(即视道德为一种“感觉”[moralsense])也同样始自对经验事实的追问。分析哲学家例如艾耶尔(A．J．Ayer)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之能够否认道德命题的“合理性”，也是始自对命题所指称的经验事实的可确认性。做为对Lh，由于庄子的类似“存在美学”(existential aesthetics)的认识论和禅宗所强调的“顿悟”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重要影响，从本体认识论到道德哲学，或者从“格物”到“致良知”的思维范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主流地位相对较弱些 贰管存在着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一种道德论说若要占据主流位置，就必须回答“知”的问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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