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在以基本的“信”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来讨论的。在这个前提下，取舍的标准要从翻译的目的去确定。什么是翻译的目的？我们可以说为了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等等，列举很多，其实简单地说，它只是这样一个“缄默的假设”——“翻译只是为了不了解原文的人的”。拿这个简单的标准来评判，任何翻译，只要不利于在翻译过来的母语中理解、讨论和表达对相应问题的思考，就不是好的翻译，这样的翻译完全可以不要，大家自己从原著原文去了解学说原义好了。严复就说过，在翻译时，如果因拘泥于原义而迁就词句，结果往往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严复所谓：“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

还有，某些“约定俗成”的译名和概念，可以通过附加新的释义的形式来增广甚至改变其含义（底线是：不至于导致“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后果）。比如汉译的“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是指奴隶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前的一种社会形态。但在中国古籍中，所谓“封建”，本指周代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封国建藩”的政治制度，是为维护诸侯世代相传的特权而拟制的。秦以后实行“郡县制”，“封建制”就灭亡了。显然，这里的两个“封建”，其意思是大相径庭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为了维护“封建”一词的所谓“本义”，而改变“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的译名呢？大可不必，因为谁都知道这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意思。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语词，特别是用来翻译西学的术语，虽取自古词，但说的实际上已不是一回事。

哲学术语的翻译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哲学不是中国传统中本来固有的学问。汉语学术界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从西语迻移译过来的。1862年，日本明治时代最早传播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1827—1877）首次创用汉语“哲学”一词，来翻译英文的“philosophy”。实际上，西周译为“哲学”的“philosophy”，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原本特指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学说。即是说，“哲学”者，乃“西方哲学”之谓也。西周的译名并不含有把“哲学”这一概念拓宽运用到其他文化传统中的用意。但是，在文化传播中，特别是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通过翻译来叙述某种学问和研究某种思想，总是不能避开“前见”（潜见）的影响，从而必然会发生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去理解或解释人家的东西这种情况。因为“外来影响必须通过语言之针的孔洞”，即“必须经由中国的语言和书写系统进行传播。”[22] 这种具有解释学特征的文化现象，是我们讨论与翻译有关的问题时应该时时注意的。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举的几个例子，颇能说明一些问题。费正清曾列举过“freedom”、“individualism”、“right”等几个词的汉译问题。例如，“individualism”（汉译“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是启蒙运动后关于人权和社会道德伦理的神圣概念，本含有积极肯定的价值意义；可译成中文后，它却融进了“任性胡为”这样一种含义，成了“人人为自己”这一信条的附庸。这样，西方个人主义的美德就演变成了一种无责任感的自私放纵，正统儒学中人避之唯恐不及。至今，在汉语中，人们仍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egoism）作为含义完全等同的概念来使用。又如，“right”（汉译“权利”或“法权”）在西方文化中也是近代启蒙运动后关于人权和社会政治、法律、伦理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从中世纪神权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人性特别是个性普遍觉醒的产物，因而是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观念；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没有与之相关的背景，以“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为基本道德准则的儒家伦理中，根本找不到以个人为主体的“权利”概念。汉语中的“权利”一词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64年在翻译《万国公法》时的发明。但在实际使用中，汉语的“权利”一词并不具有与西文“right”同等的意义，它常常被理解为“权力—益处”或“特权—利益”的结合物。这就使关于个人权利的主张变成了一种自私恋权的把戏。[23] 这说明，不同语言文字文本的翻译是外来文化影响的过滤器，对于一种外来观念的翻译经常滑入某种中国观念的窠臼之中，“西学汉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西学汉化”的过程。由此可见，要穿透语言文字的过滤屏障来把握异域文化的实质内涵和核心意义，殊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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