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道哲学的无情、非情与反情

佛教对于性情的态度则更为极端。“反情”二字几乎就是佛教哲学的基本立场。如果按《荀子·正名》所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那么，佛教哲学认为，情的这些因素都已近乎“欲”（梵文Chanda或Raja），都是“烦恼”（梵文Klesd）的源泉。《俱舍论·卷四》曰：“欲，谓希求所作事业。”人或有“五欲”——即人对色、声、香、味、触或财、色、饮食、名、睡眠的欲求，或有“六欲”——即人的色欲、行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声音欲、细滑欲、人想欲，这些都指向“情识”，在本质上都与“情识”相连通，是“情识”最原始的、本能的反映，都是导致众生烦恼、引起淫贪甚至堕落欲界的直接原因。因为有“欲”，于是便有“烦恼”。《唯识述记·卷一》说：“烦是扰义，恼是乱义。扰乱有情，故名烦恼。”烦恼是因为扰、乱，而扰、乱又是因为有“情”，归根到底，“情”才是一切烦恼的总根源、发生地。

据《大智度论·卷七》、《大乘义章·卷六》、《大集经·卷五十九》等说，众生因“情”所起的烦恼有108种之多。这“百八烦恼”扰乱众生身心，使人不得宁静寂灭。因为有烦恼，于是也才会生出“漏”（梵文Asrava）。而“漏”又分“流”、“住”二义：一方面，烦恼污染灵魂，由眼、耳、鼻、舌、身、意泄露心识，流出贪、瞋、痴（“三毒”）等不净；另一方面，烦恼心住于“三界”（梵文Trilokya，即欲界、色界、无色界），使众生执著于情而不得解脱。总之，众生有“欲”、“烦恼”、“漏”，罪魁祸首还在于“情”。“情”是众生成就佛性的最大障碍。印度的原始佛教里，甚至直接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梵文Şadindriya，意为“能生”）称为“六情”。

《金光明经》说：“心处六情，如鸟投网，常设诸根，随逐诸尘。”众生之心如果一直被“情”所占据，根本就没有解脱自性、超度烦恼的可能了。于是，众生必须将“情”禁锢、幽闭起来。正如《十住毗婆沙论》所指出的，修行者应该“禁六情如系狗、鹿、鱼、蛇、猿、鸟”。“禁六情”才能生佛性，才能看透尘世三界的一切法相。摆脱了“情”，也就意味着告别了“欲”、“烦恼”和“漏”，所有众生也才能够像山河、大地、草木、土石一样无情无识地存在着。由此可见，“情”在佛教哲学里已经站到了“佛”的对立面，是众生成佛的阻隔和障碍，它遮蔽着佛光的照耀，让人沉迷、困惑、堕落。所以，《长尼迦耶》在表述佛教“四谛”的“灭谛”时要求：“完全舍弃和灭除欲求，摈弃它，放弃它，摆脱它，脱离它。欲求舍于何处，灭于何处。凡世上的可欲求者，可喜者，欲求舍于此处，灭于此处。”[21]舍弃了人生的所有欲求，也就灭尽了一切苦蕴，摆脱了十二因缘，超脱了生死轮回，亦即达到了“涅槃”（nibbāna）的境界。

道家非情，几乎已是一个人所公认的事实。《老子》一书中，到处不乏无情、非情的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天地因为无情，所以并不存在着那种只有人类才会有的——仁人慈爱的心性和感伤悲悯的情怀，所以，从天地自身的视角看，作为百姓的人与无生命的万物及动物性的刍狗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十二章）五色、五音、五味和驰骋畋猎等生理欲求的过度满足，恰恰就意味着感官功能的丧失。进而，《老子》要求人们“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五十六章），与其不厌其烦地拒绝、抵抗各种来自感性的诱惑，还不如直接把感官与外界接触的路径给封闭、堵塞起来，这样岂不更为彻底、干净！真可谓釜底抽薪、一劳永逸。于是，才有可能达到本体自身的那种“绝仁弃义”、“少私寡欲”（十九章），直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五十六章）的最高境界。

比起《老子》，《庄子》把道家的无情、非情剖析得更为明晰，解释得也更为具体。虽然《庄子·大宗师》也曾讲过：“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即坚持和承认了“道”有情有信的观点。但是，庄子更以为，道家的“有情”之“情”，实际上是指道作为超越性或先验性的本体进入现象存在世界后，所具有的一种“可传”、“可得”的实在性或现存性，它是与道的形上性质相对应的情实的方面，显然已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作为情感的情了。《庄子·德充符》记载了庄子与惠施关于“无情”问题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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